他觉得敢于担责，意味着在整个团队或者事情中，起了某种作用，是一种荣耀和身份确认的表现。
列车上的灯熄了有一会儿了，下铺的朱为群已经发出轻轻的鼾声，躺在上铺的高征宇却毫无睡意。
这是一趟夕发朝至的进京列车，每晚从临城出发，经过一夜的大站停靠，第二天一早到达北京。
昨天，按照段科长的安排，高征宇从局办公室专门负责后勤事务的小李那里，拿到了一个盖着办公室印章的条子，来到火车站指定的窗口，买到了两张卧铺票。
此时，火车卧铺票虽然已经敞开售卖，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需要凭借单位介绍信和标明职务身份的工作证。但由于供需矛盾，经常是一票难求，即使半夜排队，也不见得能在售票窗口买到卧铺票。
好在企业管理局这样的权力单位，对于职工出差坐上卧铺，一般情况还是可以保障的。
坐卧铺，对于高征宇也是第一次。
小时候，随父母往返山东探亲，坐的是硬座，那些绿皮火车上的经历，在模糊的记忆里，有一些却很清晰。
高征宇印象深刻的有一次大概三、四岁的光景。
那次，父母带着哥哥和他回老家，母亲先抱着着哥哥和扛着一大堆行李的父亲挤上车厢，只剩下他孤零零地在站台上。
他以为父母不管他了，急得大哭，喊道：“爸爸、妈妈，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，我以后听话啊，你们别不要我呀。”
父亲高凤山赶紧回到车下，把他从窗口递给了车内的母亲，又挤上车厢。
当时，东北边境局势吃紧，很多人选择将家属往老家转移，车厢里到处都是拥挤的人和大包小裹的行李，两个大人带着两个免票的孩子，坐立都成问题。
到了晚上，父亲想了一个办法，让他小哥俩躺在座位底下的地板上睡觉。
高征宇蜷缩在车座下，一双双形状各异、甚至带有袜臭的大人的脚，伴随着火车运行的节奏在眼前晃动的样子，始终回荡在他对绿皮火车的印象里。
此刻，依旧是绿皮火车，映在高征宇眼前的，是车外透过窗帘的缝隙，不时扫过车厢和铺位的灯光。
高征宇躺在铺位上，伴着火车轮毂碾过铁轨的节奏，两只眼睛时睁时闭，脑海里不停地翻腾着。
从昨天段科长说的那番话和对他的态度上看，科长对他近期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。这也从侧面印证了，为什么科长不同意魏秀华要他去档案室工作的原因。
段科长应该是看到了他的勤奋和努力，也许发现了他身上的某种可塑性，认为把他留在外勤更适合他。
看来，他进入企业科以来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不论是替值班，还是每天打扫卫生，以及打表勒格、跑腿学舌这样的杂役支使，他的乐此不疲，总算见到了一些好的效果。
这让高征宇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本关于官场生态的书，内容大略是：
但凡官场之中，总会有三类人。
第一类是会“说”的人。
此类人喜欢溜须拍马，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，善于察言观色，顺从上司的意图，虽然工作中的本事不大，但话能说到上司心坎上。
任何一个单位，此一类人断不能缺少，这是上司树立威信，满足虚荣心的必需。
少了这类人，就仿佛失去了“叔孙通”所倡“朝仪之礼”的“刘邦”，体会不到为官的尊贵。
第二类是有后台的人。
这种人大都有“来头”，属于关系派。
在人情社会中，这样的“裙带关系”在所难免。
大小官场中你总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枝枝蔓蔓、盘根错节，相互依托、相伴相生，必要时还可通过这些“关系”进行某种交易。
这类人工作能力一般，大多数不添乱也不作为，属于关照的对象。
第三类是努力干的人。
这种属于老黄牛型，对待工作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、踏踏实实，基本都具有老实的人品和务实的态度。
由于没有上面两类人的特长和资源，不敢偷奸耍滑，只能努力工作，属于默默无闻的奉献者。
任何单位总是要有干活的人，这类人就需要多干活，而且还要干出成绩来，也是不可或缺的。
前两类人基本垄断了利益，好事多归他们。
皮鞭只能用在第三类人身上，必要时适当给点鼓励，能起到更好的作用。机会好，也能脱颖而出。
高征宇想，他无疑是第三类人，而且也别无选择。
从某种程度上，高征宇更愿意做第三类人。
工作嘛，就是要多干事，他宁愿多做工作、多承担责任，也不希望无所事事，更不敢被批评或责罚，那样就说明工作没做好，是被动的，无疑也是一种失败。
对于责任，高征宇的态度与别人不同，天生有种承担的渴望和主动的担当。
他觉得敢于担责，意味着在整个团队或者事情中，起了某种作用，是一种荣耀和身份确认的表现。
他从不怕承担责任，甚至对承担责任有着与生俱来的偏爱。
他希望在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时，或者大家都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站起来和大家说‘跟我来’或‘听我的’，说白了就是多多少少有些“官瘾”。
这种喜好反映在小时候和伙伴们玩“打仗”游戏，无论他在伙伴中的现实地位如何，总喜欢在分伙的时候当“好人”的大官，不愿意当“小兵”。
结果很多时候，“当官”自然轮不上他，他的选择就是“不和你们玩了”，宁肯再找比他年纪小的或者听任他“当官”的伙伴去玩，结果当然是很少能如愿，愿意和他一起玩的伙伴也越来越少。
参加工作后，他这个想承担责任的企图心一直藏在心里，没有机会也不敢轻易表露出来。
这次段科长派他带头出来调查，他觉得是一个好机会，他准备抓住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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